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有影响吗？

Uncover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venture creation on commercial venture creation: A population ecology perspective

从种群生态学角度揭示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影响

翻译：赵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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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卡拉·门多萨·阿巴卡（Karla Mendoza-Abarca）是伍斯特工业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毕业于肯特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创业，社会创业创造，创业机会以及创造力与创新。曾在商业创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等优秀期刊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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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从人口生态学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影响。来自俄亥俄州88个地区2003-2007年的数据揭示了一种负面关系，表明社会企业在成立时与商业企业争夺资源。此外，我们还发现，该地区的收入水平影响了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具体地说，较低的收入水平加剧了社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研究发现，低水平的政府福利支出抑制了商业创业率。

一、引言

社会和商业创业是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建立的，但在同一环境中又是共存的。为此，社会创业文献中的研究已经调查了这两种类型的创业是如何通过显性合作相互影响的（Di Domenico等，2009；Meyskens等，2010）。我们认为，在缺乏合作的情况下，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也可能相互影响。商业创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创业创造的社会价值。例如，通过缓解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可能会为初创商业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Peredo和Chrisman，2006）。

在种群生态学的视角下，鉴于将创业作为成功的风险投资创造的概念（Gartner，1989），本文提出并实证证明，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共生不太可能持久。我们的主要前提是，社会和商业企业在成立时就会争夺类似的资源，无论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创办社会企业可能会吸收创办商业企业所需的资源，从而削弱其启动率。我们还提出，在以低收入水平和政府未能通过传统福利机制解决问题为特征的环境中，两种人群之间的竞争加剧。

本研究通过揭示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的种群间动态以及这种动态变化的条件，为种群生态学文献做出了贡献。这些发现还为社会创业研究做出了贡献，表明非营利性社会企业虽然对社会有益，但在短期内对商业企业的创建可能没有那么有利。最后，研究结果还证明了其他组织群体的创建率是新的创业率的先行因素，无论是否存在显性联系，结果还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的动态变化有一定的影响，这也为新的创业文献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同时也证明了其他组织群体的创建率是新的创业率的先行因素。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

1、商业创业和社会创业的人口生态研究方法

种群生态学在创业研究中尤其重要，因为创业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创建新的创业企业，以此作为成功创业的证据（Baum and Singh，1994；Tucker等，1990）。这种观点“试图了解环境条件和人口内部及人口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社会中组织的多样性”（Hannan和Freeman，1987，912）。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了组织群体是如何进化的，以及导致这种进化的组织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Mezias和Kuperman，2000）。本文认为，既然企业家是集体的一部分，了解在不同的组织群体中的动态关系，将有助于个人创业的成功。

2、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的人口动态特征

种群生态学家解释说，种群中的组织建立受到三个过程的影响：种群内、种群间和制度影响过程。种群内的过程与单个种群内的动态有关，并与现有组织的数量、以前的创建和解散如何影响此类种群的创建率有关。这些过程也被称为密度相关的过程，因为密度的增加或减少会影响未来的创始速度（Hannan和Freeman，1987）。制度过程指的是影响创建率的外部环境方面，如政策、地点和文化（Aldrich，1990）。种群间过程是指不同组织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会改变组织承载能力，从而影响组织成立率（Paarlberg和Varda，2009）。

本文从社会创业的角度独特地审视了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的动态关系。换言之，我们关注社会风险创建率对商业风险创建率的影响，同时控制商业风险创建率对社会风险创建率的影响。原因是我们对这种相对较新的创业形式如何影响更成熟的形式感兴趣。图1描述了社会和商业企业群体的密度（活跃组织的数量）。在本研究的时间段内，商业创业的人口比社会企业的人口多。这可能是由于社会创业人群的初创期所致。此外，后者在研究的五年中表现出稳定的增长，而前者似乎在过去三年中停滞不前，这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因此，我们感兴趣的是，社会创业基金是否对商业创业密度的变化负有部分责任。

（1）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影响

社会创业的建立会在许多方面占用商业创业的资源。就创建组织所需的资源而言，社会和商业创业可能主要在财务和人力资本方面出现竞争。特别是关于非营利性社会企业的群体，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组织可能会战胜商业组织。一些作者指出，非营利组织具有不公平的优势，这种优势源于免税（Gomes和Owens， 1988；Schiff和Weisbrod，1991）。因此，他们认为，随着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人口的增加，纯商业组织（特别是小公司）被挤出市场（Bennett和DiLorenzo，1988）。其他研究人员（Baum和Oliver，1996；Weisbrod，2004）认为，非营利性社会企业可能在某些行业占上风，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它们不专注于赚钱，而商业机构往往不得不降低服务质量，以创造利润。总而言之，我们假设，在研究社会和商业企业的创立率时，竞争将是主导关系。

假设1 社会创业率与商业创业率成负相关关系

（2）环境背景的影响

1）政府福利开支

政府支出可能以多种方式影响先前假设的社会和商业创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首先，如前所述，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不足导致社会市场失灵，而这反过来又产生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这些机会更多是通过社会创业组织而不是通过纯粹的商业组织加以利用。因此，潜在的创业者可能更有可能进行社会创业，以应对现有的机会。即使最初可能考虑纯商业创业的潜在创业者也可能被吸引而进行社会创业，从而使两个群体之间的资源（在这里是人力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其次，在政府福利支出较低的情况下，商业机会的低预期回报限制了商业创业机会的追求。相反，随着政府福利开支减少，社会问题增加，对社会解决办法的需求也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家所寻求的预期社会回报很可能很高，足以创造值得追求的机会。因此，社会企业家将有很大的动力说服外部行为者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创业努力，即使这意味着其中一些资源是从商业企业的资源库中拿走的。

假设2 政府福利支出水平低，加剧了社会创业率和商业创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2）收入

低收入水平不仅直接影响这两个群体的组织基础，而且通过改变它们之间的群体间动态间接影响组织基础。社会创业的盈利状况使他们能够利用诸如志愿人员、现金捐助和实物捐助等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商业组织组织所没有的（Haugh，2007）。尽管社会创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获得这些资源，但它们在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生存的能力较强，在这种环境中，商业创业难以为创业积累必要的资源。此外，收入水平会影响两种群体的金融资本可获得性。金融资本的可获得性是商业风险创业率的重要预测因素（Gnyawali和Fogel，1994）。在非营利性社会部门，金融资本是组织创造的同样重要的资源。我们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企业的创建更有可能利用原本会用于商业企业的金融资本。如前所述，严酷的社会经济条件增加了对社会企业的需求，减少了对商业企业的需求。因此，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金融资本会更多的是用来刺激社会创业。例如，在社会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通常会投资于商业初创企业的专业投资者可能更愿意向非营利性社会企业捐款。这是因为捐赠将通过税收减免产生有保证的回报，而在这种次优条件下投资于商业企业可能不会产生回报，甚至可能浪费有限的财政资源。

假设3 低收入水平增强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率之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方法

根据种群生态学，我们在美国县区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更强的竞争效应发生在地方层面，而不是广泛的地理层面（Baum和Oliver，1996；Lomi，1995；Swminathan和Wiedenmayer，1991）。本研究的样本包括俄亥俄州的所有88个县，涵盖了2003-2007年间。我们从美国国税局、俄亥俄州发展部、俄亥俄州国务卿、俄亥俄州教育部、俄亥俄州税务局、俄亥俄州就业和家庭服务部、美国人口普查局、经济分析局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等多个二手来源收集数据，其中包括：美国国税局、俄亥俄州发展部、俄亥俄州国务卿、俄亥俄州教育部、俄亥俄州税务局、俄亥俄州就业和家庭服务部、美国人口普查局、经济分析局和国家经济研究局。

以商业创业率为因变量，社会创业率为自变量，政府福利支出水平和收入水平为调节变量。将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创新程度、商业创业也密度、所得税和营业税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四、研究结果

结果表明社会创业率对商业风险创造率有负面影响（β=-0.51，p<0.001）。这为假设1提供了经验支持，该假设预测社会创业的创建将破坏商业创业的创建。对这一主要影响的解释是，一个地区的两个人口群落在建立后，将在其所在地区争夺相似的资源。如我们所见，商业创业率对社会创业率也有负面影响。结果表明，商业创业率对社会创业率的影响大于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影响。这种不对称效应可能是由于商业风险比非营利社会风险更具竞争力的趋势（Baum和Oliver，1996），这使得它们更有效地收集资源。此外，创业所需的资源量可能会因社会和商业创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通常是以较少的资源开始活动的，因为他们的合法注册只需要一个小的董事会和一个宝贵的社会使命。另一方面，商业企业更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合法注册并开始运营。

转移支付变量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对商业创业率有着强烈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转移支付的增加通过增加最弱势个人的收入，在县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反过来又吸引了商业创业活动。假设2提出这种转移支付将加强社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人口群体关系。结果并不能支持这一假设。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福利支出仅对商业创业率有直接影响，而对人群作用过程没有影响。最后，假设3预测，在较低收入水平，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负面影响会更强。这一假设得到了支持，因为社会风创业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估计值为正（β=0.05，p<0.01）。图3描绘了这种相互作用。正如预测的那样，在低收入水平下，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负面影响更强。也就是说，随着一个地区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保持其他特征不变，这两个人群之间的竞争关系会变得较为突出。这一结果也表明，在低水平的社会创业率下，收入水平不会对由此产生的创造率产生影响。这一结果突出了经济环境在支持不同组织人口群体间的作用。这表明，改善的经济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更能缓和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的竞争。

五、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影响，本研究为有关社会创业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本文预测，由于两个组织群体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资源的竞争加剧，社会创业将阻碍商业创业活动。本文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这一假设，即当一个地区社会创业率增加时，商业创业率就会下降。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以前的研究（Estrin等人，2013：Peredo and Chrisman，2006）提出的共生关系在创建时可能不成立，但在观察现有组织时，这种共生关系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除了揭示社会创业对商业创业的负面影响外，我们还提出并测试了修正这种影响的环境条件，重点放在政府支出和收入水平上。我们认为，较低的收入水平将加剧社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一预测得到了支持。因此，在收入随时间减少的地区，对资源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以至于社会创业率的增加导致商业创业率的下降略有加剧。这一结果还支持环境因素不仅影响组织群体内的基础，而且还影响群体之间的生态动态性。然而，低水平的福利支出也会加剧组织人群之间的竞争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政府支出可能不会对人群间的动态关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然而，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出确实对商业企业的创建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因此，增加转移支付福利可能有助于为商业创业创造更肥沃的土壤。

在本研究中，我们揭示了社会创业率和商业创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这些组织群体之间的竞争生态关系是由于启动这些组织所需的资源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尽管商业和社会企业的目的不同，但它们都利用了相似的资源进行创业。研究结果还表明，当地的经济环境影响了研究组织之间的生态动态。

文献来源：

Mendoza-Abarca, K. I., Anokhin, S., & Zamudio, C. (2015). Uncover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venture creation on commercial venture creation: A population ecolog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0(6), 793-807.

推荐文献：

[1] Mcmullen, J. S. . (2018). Organizational hybrids as biological hybrids: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3(5), 575-590.

[2] Gras, D., & Mendoza-Abarca, K. I. (2014). Risky business? The survival implications of exploiting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by nonprofit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3), 39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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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赵陈芳| 编辑：袁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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